新加坡是如何面对近四成外来人口的

无论是从国土面积而言，还是从人口总数来看，新加坡都是一个小国。把其主岛和63个小岛屿全部加起来的国土面积也仅相当于2个丰台区那么大。人口总数根据2010年的普查达到了507.67万。听起来还不错，因为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7000多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细分析才知道，总人口中拥有新加坡国籍的公民只有323.07万，占总人口的64%。剩下的54.1万是持有外国护照的新加坡永久居民，其余130余万是持各种准证工作、学习或逗留于此的外国人。

常驻近一年，我的体会是国家小有小的好处。船小好调头，在风云际会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可以从容的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新加坡独立46年来，人均GDP增长了80倍，GDP总额与国土面积是其400倍的马来西亚相当。并且成功地进行了五次经济转型，分别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过渡到今日的知识和创新密集型。另一方面，一个资源匮乏、小国寡民的地方利用自由的国际贸易和便利的国际投资，可以变劣势为优势，实现从“什么都没有”到“什么都有”。在不出产水果和蔬菜的这里，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各种水果和蔬菜；在没有石油资源的这里，可以成为世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就是这个“小红点”，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各种要素蜂拥而来、汇集于此，使之成为全球竞争力第二强的国家和全球最受人才欢迎的移民地点。

能够实现变劣势为优势，至少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在纷繁芜杂的国际关系中与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为利用和借重国际经济贸易大循环获得稳定的外部环境，让大家都卖东西给你，投资给你，人才都投奔你。这也是为什么小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能依附任何一个国家、而只能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原因。二是国家和社会本身要坚持开放的心态并秉承开放的战略。真心诚意地欢迎外来的投资、贸易、人才和各种要素。其中，外来人才又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最能引起争议的课题。

一方面，考虑到小国的上述实际，政府求贤若渴，从全球招徕了优秀的“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及技师”（即“白领”），同时又有不少新移民加入了公民的行列。事实上，从历史上看新加坡就是一个以中国移民为主的移民社会。特别是如果新加坡的生育率维持在目前1.24的低水平，而同时不引进外来人口的话，那么其人口结构将在20多年后萎缩并老化：预计到2050年居民人数（公民及永久居民）只有303万人，比2005年少了约50万人，而届时本来可由8.6个人承担抚养一名老人的责任将落在1.7个人肩上。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外来人口的增加毕竟不是冰冷的数字，新旧元素的碰撞和磨合中难免出现问题和火花。平心而论，外来人（包括外来白领和新移民）在职场和学校中等都带来了新的竞争，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交通、住房、医疗等资源的紧张。加之当地华人“怕输”的心态，对外来竞争的焦虑不安演变成对外国人的恐惧和对新移民的排斥。

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来自中国新移民的增加，对中国人的偏见或刻板印象并未明显改变，或有增强的趋势。一些偶发事件，如“狗肉事件”（来自中国的餐厅老板以猪心为原料制作“狗肉炖豆腐”，而新加坡不允许卖狗肉。此事就从欺骗消费者被放大为中国人爱吃狗肉、狡猾、爱撒谎等文化和人格的诋毁）和“咖喱风波”（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因无法忍受印度邻居所做的咖喱而向社区调解中心投诉后达成“和解”）等，经过媒体和网络炒作、放大后，转变为对中国移民的普遍反感。

这种不安、焦虑和恐惧又成为新加坡今年两次大选（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的热点课题，选民普遍关注和不满的民生课题，如居高不下的房价、拥挤的交通和逐渐高企的生活成本等或多或少都与外来人口激增有关。这种不满的情绪在两次选举的结果中被充分展现出来。

为回应选民的不满和不安，基于“新加坡人优先”的精神，政府也宣布了优待新加坡人的政策。其中一项就是上调外国人就业准证持有人的底薪，以保证本国人在和外国人竞争白领工作时候不会处于劣势。例如，就业准证中中等级别准证持有人的底薪从4000元新币提高到4500元新币。政策调整后，约有20%的外来“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及技师”（即“白领”）无法更新准证。结果既是影响到了外来白领在新加坡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增加了新加坡本地公司的经营成本。当地中华总商会和中小型企业工会的会长均公开表示忧虑，表示此举将削弱本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前内阁资政李光耀也表示，根据当地政策研究院的数据，新加坡需每年引进六万人才能维持劳动队伍的活力并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本国人无法适应外来人口的激增，2万人可能可以，2万5000人勉强可以，但六万人肯定不行，这是一个“政治上消化不来”的数字。

这其实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在政策制定中的“两难之境”。缺乏资源，劳动力有限和低生育率的小国，为保证在动荡的国际经济风雨中，飘摇的“小船”继续前行而不至于倾覆，需要引入外来的资金、技术、资源和人才。但“小船”上容量有限、资源有限，本国选民难以接受、无法消化太多的外来人口，累积的不满和不安将会在选票上集中体现，给政府造成压力。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两难困境的夹缝中寻找一条维护多元、开放社会的良性循环之路。（文：张军　中国贸促会驻新加坡代表处代表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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